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滴滴、APUS等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进军海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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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中国本土O2O应用滴滴打车宣布在美国上线。这对于习惯在国内做大做强的移动互联网集团军而言,是一次新的尝试。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服务型应用都更倾向跑马圈地的本土化运作,走出去的背后是看不见的文化及政策障碍。如今,滴滴的“出海”,既是以此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向全球的野心,也是中国境内人口红利期之后,互联网急于向全球要市场的趋势所致。

互换短途游客市场

在美国,当地人习惯用“两撇粉红色八字胡”来辨识叫车软件Lyft,这是Uber之后在美国位列第二的专车预订软件。尽管拥有不错的口碑,但与Uber相比,Lyft 的市场份额依然落后很多。为了争取更多的乘客以及司机,Lyft已经补贴数百万美元进行推广。Lyft在特定的城市和时期为新司机提供最高750美元的补贴,每周为他们支付1200美元的担保金。另一边,Uber同样也支付高昂的补贴和介绍费,向从另一个打车平台转投过来的司机提供500美元的奖励。

如此激烈竞争下,一个外来者却“悄然”加入了战局。4月,“滴滴海外”宣布在美国上线,滴滴与Uber的战场也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。去年8月,滴滴战略投资Lyft公司1亿美元,同时接入的还有新加坡GrabTaxi以及东南亚市场Ola作为战略伙伴,四方一同宣布将通过API协同处理地图、导航和支付功能,在既有软件基础上接入海外出行网络。

因此,在美国本土的较量中,滴滴海外的角色更像是“助攻”。滴滴出行App没有独立的海外版,而是在原有应用内新增海外通道,主要使用语言是中文,唯一结算货币是人民币,通过后台自行完成汇率转化。从种种设置看,滴滴海外是滴滴打车的延伸,而目标用户是每年接近1000万的中国短途出境人口。似乎与美国本土用户关联不大。

或许这只是滴滴出征海外的第一步。

在国内面临政策压力的打车软件,在美国境内同样面临各种争议。在美国,分享经济公司也被要求将独立承包人重新归类为员工,提供保健福利金、失业保险、工伤赔偿、费用报销以及工资税,加州劳动仲裁委员会下令要求Uber为司机提供赔偿,Uber提出上诉。作为妥协的一种,去年在进入纽约市场前,Uber给司机办理出租车及相关行业许可证,而Lyft却跳过了这一步,这引起了纽约官员强烈的不满。双方曾陷入了持续数周的僵持,最终Lyft同意办理相关手续后达成了和解。

对于滴滴而言,借道美国本土打车软件可有效规避来自政策的管制和压力,以及省下重新开拓市场的大规模补贴,以此来帮助他们迅速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。据了解,在海外版中,滴滴与Lyft各自分工,滴滴团队承担乘客端App的研发工作,Lyft团队负责把他们的美国运力接入滴滴,确保旗下的司机可支持来自滴滴海外用户端的呼叫。“这是两个运营体系的无缝对接。不是重新开拓市场,避免了资源浪费。”作为交换,Lyft也将很快以相同方式进入中国,而他们的目标用户则是在中国的美国游客。

国际化是迫切需要

“我觉得互联网未来不应该有太多地域的概念,不应该只考虑在中国有没有戏,而应该思考中国能否为全球设计优秀的产品。”几个月前,滴滴打车创始人程维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描述他的全球战略。

在曾负责360国际化战略业务的李涛看来,在2014年的5~6月份,国内8亿到9亿用户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已被完全开发,接下来,中国互联网就会进入“走投无路”的状态,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创新者或企业家而言,有两个重要的方向:向中国人的生活做垂直渗透,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国际化。

分析人士认为,由于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已经处于白热化,而未来5到10年内,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产品和互联网服务的生产基地。因此,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谋求出海发展,掀起了新一轮“出海潮”。

在滴滴出海之前,中国互联网企业更偏向东南亚及非洲新兴市场,“对于创业企业而言,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,3年后有可能会在这些市场出现。2年前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发生的事情,正在这些市场上演;这相当于你回到2年前买彩票或者投注某一场比赛一样,几乎没有不赢的可能。”在这样的背景下,以李涛为代表的创业者开始出走中国,当时,因为看准了移动互联网新趋势,他创立智能手机服务系统APUS,主打海外新兴市场,速度超出想象,至今APUS覆盖超过上百个国家。

随着国内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成熟,激起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向全球成熟市场进发的野心。但与美国式的单刀直入相比,中国互联网企业是以一种边合作边竞争的模式开始了征程。

4月初,APUS作为Facebook在中国唯一的深度合作伙伴,参加了他们在旧金山召开的F8大会,在此之前,APUS是全球唯一使用“Facebook Push”技术的用户系统,利用Facebook海量用户使用习惯做数据挖掘,结合APUS用户系统的大数据平台,可对用户进行精准的“用户画像”和“场景化分析”,提供精准的预测和信息推荐服务。

无论是程维还是李涛,在他们看来,这都是一种边打边学习的过程。“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门槛的确较高,除了语言和文化,还有政策和法律。但当创业者跨过这个门槛之后,就会快速熟悉这个市场,中国国内过度竞争后产生的本能的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,可以快速把我们的产品改造成符合当地市场的产品,迅速在当地把市场打开。”

对此,李涛十分看好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出海潮,“美国商业的发展和它的文化一样过于强势,不愿意为海外市场做过多的本土化定制。因此,在争夺海外用户这一块,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赢的概率不见得就比中国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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